塔利班執政五年,那些無法離婚、不能上學的阿富汗女性,與不敢回憶過往的官員們

距離塔利班(Taliban)重新接管阿富汗政權,已經過了整整五年。這五年來,他們曾經承諾的「溫和統治」與「女性權利保障」,如今看起來更像是一張無法兌現的空白支票。BBC 記者歷時兩年,近身採訪了多位塔利班高層官員,從省長、前自殺炸彈策劃者到政府發言人,試圖勾勒出這個政權的真實面貌。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禁止女孩接受中學教育的國度裡,一名 18 歲女子想擺脫家暴婚姻,卻被省長當眾嘲笑「沒腦」;而曾經在喀布爾街頭策劃奪走數千條人命的指揮官,如今開著裝甲車,謹慎地迴避所有關於平民傷亡的提問。

這不是一篇關於「阿富汗有多慘」的報導,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一個極端政權掌握了絕對權力,所謂的「伊斯蘭教法」如何在日常治理中,一步步吞噬掉人性與常識。

離婚、面紗與「沒腦」的女性:省長辦公室裡的一堂性別教育課

在朱茲詹省(Jawzjan)希比爾甘市(Sheberghan)的省長辦公室裡,一場關於婚姻存續的對話,赤裸裸地暴露了塔利班政權對女性的根本態度。18 歲的圖芭(Tuba,化名)戴著面紗和太陽眼鏡,平靜地向省長阿卜杜拉·薩爾哈迪(Abdullah Sarhadi)陳述她遭受丈夫毆打與虐待的數月經歷,並堅定要求離婚。

薩爾哈迪的反應是什麼?他先是嘗試勸和,接著在女子離開後,當著眾多男性官員、保鏢與長輩的面,評論女性「沒腦」和「智力不足」,引來一陣哄堂大笑。這段插曲之所以令人震懾,不是因為它特別極端,而是因為它太過「日常」——一個國家的地方首長,可以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地貶低半數國民的人格,而這竟然被視為理所當然。

根據沙里亞法(Sharia),女性若主動要求離婚,可能需要歸還丈夫在結婚時給付的部分或全部金錢。圖芭的丈夫趁機獅子大開口,要求四倍金額,她的家人拒絕支付。省長最後的「裁決」是:丈夫不得再毆打她,否則將被監禁,而圖芭應該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至於離婚?省長告訴她:「問問妳自己,離婚之後,還有誰會娶妳?」

圖芭的父親後來告訴 BBC,他們將透過法院繼續爭取離婚。但在塔利班的司法體系下,沒有丈夫同意的離婚訴訟,幾乎是一條看不見盡頭的死胡同。這不是個案,而是整個制度設計下的必然結果。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塔利班對女性的系統性排除,表面上是宗教詮釋問題,骨子裡是極為理性的權力算計。他們很清楚,受過教育的女性會培養出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下一代,而那是威權統治最大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霍達(化名)會說出那句一針見血的觀察:「塔利班害怕受過教育的女性。」這不是偏執,而是他們對自身統治正當性的最深層焦慮。從 2021 年到現在,五年過去了,我們看不到任何實質的改革契機,只看到限制越收越緊——從禁止中學教育到大學生禁令,從公園禁入到音樂與女性聲音從廣播中消失。這條路,不會通往任何「溫和伊斯蘭」的想像。

從關塔那摩到省長辦公室:一個摧毀佛像的人,說他從不後悔

薩爾哈迪這個人,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塔利班近代史。他在 1990 年代首次塔利班執政時期擔任軍事指揮官,2001 年在美國聯軍推翻政權時投降,曾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拘留設施數年,獲釋後在塔利班重新掌權之際東山再起,先後擔任巴米揚省(Bamiyan)與朱茲詹省省長,最近更被拔擢為昆都士省(Kunduz)一個軍團的副指揮官。

BBC 記者問起 2001 年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的往事,薩爾哈迪起初試圖迴避,最後還是坦言:「是我親手將它摧毀的。」他毫無悔意:「無論我們過去所做的,還是現在所做的,都是按照指引和真主的律法……我們摧毀偶像,而不是把它們賣掉。我為什麼要後悔?那是真主的旨意。」

一個曾經被美國關押多年的前戰俘,如今重返權力核心,他的世界觀與 25 年前幾乎沒有絲毫改變。唯一不同的是,他現在手上拿著一支螢幕很小的舊式手機,抱怨著近期塔利班高層對官員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禁令讓行政效率變差了。但他隨即補充,如果再談論這個話題,「就會惹上麻煩」。

這一段看似不經意的閒聊,其實透露出兩個重要訊息:第一,塔利班內部的管控已經延伸到官員的日常生活層面;第二,即便是省長層級的人物,也不敢公開質疑最高領袖的決策。所謂的「集體領導」,在坎大哈(Kandahar)的絕對權威面前,不過是形式上的裝飾。

自殺炸彈策劃者的現在:不敢回憶的過去,與不敢收聲的民眾

哈比布拉·巴德爾(Habibullah Badr)的故事,則是另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對比。他曾是塔利班在喀布爾「負責自殺式襲擊者行動」的指揮官,那些年奪走數千條人命的炸彈攻擊,有許多出自他的策劃。如今,他開著裝甲車載著 BBC 記者穿梭在喀布爾街道上,熟門熟路地介紹著當年如何掌握每條小巷的資訊,以及「有些地區需要長時間的策劃」。

但當話題轉向平民傷亡時,巴德爾立刻變得謹慎而閃爍。他說塔利班的目標是美國車隊,平民已被敦促遠離外國基地。每當記者追問具體襲擊事件,他就會巧妙地把話題帶開。他的防衛機制很清楚:他可以談「策略」,但不能談「後果」;他可以承認「做過」,但不能承認「殺過平民」。

更具諷刺意味的場景發生在一場部落集會上。一個慈善基金會負責人蘇丹穆罕默德·塔拉伊(Sultan Mohammad Talaee)在頒發獎章給巴德爾時,突然話鋒一轉:「如果學校和教育能向所有人開放,這將是對阿富汗的一項偉大貢獻。」現場陷入一陣尷尬的沉默,塔拉伊的麥克風隨即被拿走。他事後告訴 BBC:「我還有其他想說的事情,但他們不讓我繼續說下去。」

這短短幾分鐘的插曲,其實濃縮了整個阿富汗社會的現狀:

  • 公開表達異議的空間,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塔拉伊只是委婉地提出教育議題,就立刻被消音。
  • 女性面臨的處境更為嚴峻。不只教育權被剝奪,連前往公園、獨自出行都被禁止,許多人因參與抗議活動而遭監禁。
  • 媒體自由被系統性打壓。我們接觸的多數記者都表示曾被塔利班情報總局(Estikhbaraat)傳喚或盤問。

塔利班政府發言人扎比烏拉·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他首次向 BBC 透露自己的真名是塔希爾·沙阿·西迪基(Tahir Shah Seddiqi)——在受訪時的回應,幾乎可以用「跳針」來形容。每當被問及女性權利、教育禁令或媒體自由,他的標準答案永遠是「我們必須透過沙里亞法的視角來看待一切」。他甚至直言,允許女性在辦公室工作「將導致不道德行為」,「她們的尊嚴將受到損害」。

這套論述的背後,是一個政權試圖將制度性的歧視與壓迫,包裝成「宗教義務」的危險邏輯。

展望與影響:五年過去了,阿富汗離改變還有多遠?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阿富汗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在我們走訪的偏遠地區,居民極度缺乏水源、道路和診所。塔利班基層官員阿卜杜勒·薩馬德(Abdul Samad)坦言,當地確實需要這些基礎建設,但他仍抱持希望,「他們總有一天會照顧我們」。

然而,從過去五年的軌跡來看,這個「總有一天」恐怕遙遙無期。塔利班的高層決策圈顯然把資源與注意力放在鞏固權力、擴大宗教警察職權,以及深化對女性的管控上。坎大哈的禁令越來越嚴格:男性必須留鬍鬚、電台不得播放音樂與女性聲音、拍攝行為被嚴禁——這些象徵性的政治宣示,遠比鋪路蓋診所來得「優先」。

國際社會的態度也陷入兩難。一方面,沒有任何主要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另一方面,阿富汗正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完全切斷援助又不切實際。這種「不承認、但持續交涉」的尷尬狀態,某種程度上反而給了塔利班拖延時間的籌碼——他們可以一面在談判桌上做出模糊承諾,一面在地面上繼續收緊限制。

對一般阿富汗人而言,尤其是女性與年輕一代,這五年是一場漫長而絕望的倒退。那位在省長辦公室裡冷靜要求離婚的 18 歲女子、那位在集會上被消音的慈善負責人、那些失去大學入學資格的女孩——他們的處境,才是這個國家最真實的現狀。

而對我們這些距離阿富汗數千公里之外的讀者來說,這篇報導的意義或許不在於「我們能做些什麼」,而在於提醒自己:當一個政權可以用「宗教」之名,合理化對半數國民的人格貶抑與制度性排除時,所謂的「治理」,就已經與文明脫鉤了。

我們在臺灣,或許很難想像女性出門需要男性陪同、手機裡不能有音樂、女兒不能上中學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有責任看清楚——那不是「文化差異」,那是赤裸裸的權力壓迫。

如果你也認為教育應該是基本人權,而不是男性專屬的特權,請把這篇報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在 2026 年的今天,世界上還有一個國家,正在用最古老的方式,扼殺一半人口的未來。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BBC中文發布。

常見問題 FAQ

塔利班為什麼禁止女性接受教育?

塔利班官方說法是「符合沙里亞法框架」,但實際上是基於權力鞏固的考量。受過教育的女性會培養出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下一代,這對威權統治構成威脅。正如抗議者霍達所說:「他們希望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這樣她們就培養不出有智慧的男人。」

阿富汗女性現在可以離婚嗎?

根據沙里亞法,女性若要求離婚,可能需要歸還結婚時丈夫給付的金錢,且若丈夫不同意,在塔利班司法體系下幾乎無法獲得判決。即使在省長介入的案例中,結果也往往偏向維持婚姻,而非保障女性權益。

國際社會承認塔利班政權嗎?

目前沒有任何主要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但由於阿富汗面臨嚴重人道危機,國際組織與各國仍在提供援助,形成「不承認政權、但持續交涉」的尷尬狀態,這某種程度上給了塔利班拖延時間的籌碼。

塔利班對媒體的管控有多嚴格?

塔利班設有情報總局(Estikhbaraat),經常傳喚或盤問記者。官方立場是「媒體不能播出違反伊斯蘭法律和儀式的內容」,實際上等同於全面掌控媒體內容,異議聲音幾乎沒有公開發表的空間。

塔利班現在的統治和1990年代有什麼不同?

雖然塔利班掌權時宣稱已經「改變」,但從政策來看,女性被排除於工作場所和大學、禁止獨自出行和前往公園、男性必須留鬍鬚、音樂和女性聲音從廣播中消失——這些都與1990年代的嚴格詮釋高度相似,差異僅在於現在他們有更完整的國家機器可以執行這些禁令。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