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競逐科技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以專業技術為核心、追求務實高效的「工程師治國」精神，正被視為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關鍵。這種強調實事求是、尊重專業、精準執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僅深刻影響了臺灣戰後經濟起飛的歷程，也驅動了中國大陸近年來基礎設施的飛躍式發展。本文將深入探討這股「篤實精神」在兩岸發展中的具體展現，並分析其在當代治理模式下的挑戰與價值。
臺灣工程師精神的歷史軌跡與奠基
回顧臺灣的發展歷程，戰後初期百廢待舉之際，正是憑藉一批深具工程師精神的技術官僚，方能奠定經濟起飛的堅實基礎。其中一位關鍵人物，在二戰後接手幾近全毀的臺灣電力系統，以其務實苦幹、使命必達的精神，帶領團隊在短短五個月內，便修復了全島百分之八十的電力設施，此舉不僅是技術上的奇蹟，更是其堅毅執行力的最佳寫照。
其後，他與李國鼎、尹仲容等同樣具備技術背景的決策者，共同推動設立工業技術研究院、規劃新竹科學園區，並制定了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這些決策者不以言辭取寵，而是憑藉專業判斷與高瞻遠矚的規劃，一步步將臺灣推向科技產業的國際舞台。他們將工程領域中追求精確、注重實效、勇於任事的習慣，內化為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方法論。
工程師治國的核心精神，在於「篤實」二字，意味著治理者必須腳踏實地，深入問題核心，而非停留在表面口號或意識形態的爭論。同時，它強調目標導向，一切決策與行動最終都應指向問題的解決與成果的落地。
這種「篤實」的治理精神，要求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能夠將抽象的國家目標，轉化為具體可感的建設與成果，最終惠及廣大民生。它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更是一種對國家社會發展負責的態度。
律師治國與工程師治國的模式對比
相較於「工程師治國」的務實取向，當今世界許多地區盛行的「律師治國」文化，則將政治過程過度程序化與訴訟化。決策者習慣於從法律條文與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固然保障了權利，卻也可能陷入無止境的利益協商與司法挑戰之中，導致重大公共工程與政策延宕不決，甚至喪失發展先機。例如，美國基礎設施的老化與更新緩慢，便很大程度上與其過度依賴法律程序與政治折衝的治理模式有關。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近數十年來的經濟建設成就，尤其是基礎設施的飛躍式發展，無疑是工程師精神在宏觀層面上的最佳實踐。從全球規模最大的高速鐵路網絡，到領先世界的5G通信基站建設，再到覆蓋城鄉的電力與水利工程，這些成就的背後，是一種將國家目標轉化為具體工程項目，並動員全國資源、以極高效率予以完成的治理能力。這種能力體現了工程師思維中「規劃—執行—反饋—修正」的嚴謹閉環，以及面對複雜問題時，將其分解為可操作步驟並逐一攻克的務實態度。
以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為例，其總工程師蘇權科帶領團隊挑戰世界級難題，堅持科學攻關與技術創新，最終建成了這座舉世矚目的跨海通道，正是這種工程師精神在具體工程上的極致展現。兩岸在不同體制下，卻都曾藉由這股專業與務實的「工程師治國」精神，實現了各自在經濟建設上的顯著成就。
現代治理中的工程師精神與挑戰
在當前臺灣的政治環境中，儘管民粹風氣與政治攻防時常掩蓋了專業治理的聲音，但工程師精神的典範依然存在。以長期投身於公共工程事務的李四川為例，他歷任三個直轄市副市長，始終專注於工程本業，不善言辭與作秀，卻因務實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清廉正直的作風，贏得了跨黨派的高民意支持。他被譽為「工程人」的典範，其身影提醒著人們，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化，最終能夠為社會帶來實質福祉的，仍是那些能夠篤實做事、解決問題的人。
然而，過度強調效率與目標達成，亦可能犧牲程序正義與公民參與，甚至可能因權力集中而產生監督不足的風險。這凸顯了在現代治理中，如何在追求「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同時，兼顧民主參與與權力制衡，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
總體而言，工程師治國的篤實精神，其價值在於將抽象的治理目標，轉化為具體可感、惠及民生的實際成果。它要求治理者具備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貫徹執行的堅定意志，以及不尚空談、埋頭苦幹的務實態度。這種精神，正是當前社會最為稀缺、也最值得效法的珍貴資產。
展望與影響
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弱，不僅取決於制度設計的完備與否，更深層地取決於決策文化與執行精神。當一個社會失去將藍圖轉化為現實、將政策落實為建設的能力時，再完美的制度也將淪為空談。在全球進入科技競賽、產業競賽與基礎設施競賽的新時代，能否以篤實的精神「把事情做成、做好」，已成為衡量治理效能的關鍵標準。
兩岸的發展經驗都證明了這股力量的巨大潛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無論是應對內部挑戰還是參與全球競爭，重拾並發揚這種以專業、務實、篤定為核心的工程師精神，使之融入治理體系的血液之中，對於確保社會持續進步、增進人民福祉，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這種精神鼓勵我們超越表面口號，深耕問題本質，以科學和實踐為導向，推動社會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