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韓國《Munhwa Broadcasting Corp》（MBC）昨（25）日報導，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已同意讓臺灣參展單位在展場、官方文件與宣傳品上使用「Taiwan」名稱。這項決定，是在臺灣方面明確表態——若無法使用該名稱，將退出預計於9月5日開幕的展覽——之後做出的。
這起名稱爭議始於今年6月，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在未經討論與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將「臺灣館」（Taiwan Pavilion）的名稱更改為「NTMoFA」（國立臺灣美術館英文縮寫）。文化部在聲明中「嚴正抗議」基金會與亞洲文化殿堂（ACC）拒絕恢復原名，並指出ACC以「未收到基金會正式文件」為由，自上周二（18日）起連續多日禁止臺灣館工作人員進入場館佈展。
不只是名稱之爭：從「Taiwan Pavilion」到「NTMoFA」的降級
從「Taiwan Pavilion」變成「NTMoFA」，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名稱的改變，實際上卻是一次巧妙的地位降級。
根據文化部的說法，今年1月12日簽訂的合約中，簽約主體明確記載為「光州雙年展基金會」與「國立臺灣美術館」，而展覽名稱自始即為「臺灣館」。基金會在6月片面更改名稱，不僅沒有討論空間，更沒有給予任何緩衝期。臺灣館策展人與藝術家更在昨日聯合聲明〈你必須改名〉（You Must Change Your Name）中，指控基金會反覆無視館方對名稱更改的反對意見，直言一個藝術機構不應成為壓制自我認同的工具。
從產業面來看，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國際藝術圈長期存在的政治審查縮影。韓國藝術家聯盟在8月發表的〈誰害怕「臺灣館」這個名字？〉聲明中，點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以國籍、種族、性別、宗教或政治觀點為由的歧視，正在讓藝術家被消音、作品被修改或撤除。光州這座被稱為韓國「民主聖地」的城市，卻發生這樣的「政治審查」，諷刺程度不言而喻。
數據說話：佈展延誤與空間縮水的實際衝擊
這場名稱戰爭造成的實質影響，遠比想像中具體。
據文化部統計，光州雙年展基金會的片面更名與ACC的阻撓，導致臺灣館的佈展進度嚴重落後。原訂於8月18日開始的佈展工作，因為ACC連續數日拒絕臺灣工作人員進入，至少損失了5個工作天。對一個國際級雙年展來說，這樣的延誤不只是時程問題，更直接影響展覽品質。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基金會甚至提議將臺灣館遷移到替代空間，而該空間的面積「遠小於原場地」。這意味著：被改名、被擋在門外、最後還要被縮減展場——三重打擊一次到位。
根據文化部公布的時程，相關事件時間軸如下：
- 1月12日：光州雙年展基金會與國立臺灣美術館簽訂合約，展覽名稱定為「臺灣館」
- 6月：基金會片面將名稱更改為「NTMoFA」，未經討論與通知
- 8月18日（原訂佈展開始日）：ACC以未收到基金會文件為由，拒絕臺灣人員進入
- 8月20日與22日：文化部兩度發布聲明表達抗議
- 8月25日：MBC報導基金會同意恢復使用「Taiwan」名稱
- 9月5日：光州雙年展開幕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館方代表在現場拍照存證後，ACC場館工作人員竟要求檢查手機並刪除照片。這種近乎「證據滅失」的行為，在國際藝術展覽場合極為罕見，也讓整個事件從名稱爭議升級為對基本權利的侵犯。
國際藝術社群聲援：韓國藝術家聯盟如何定調「臺灣館案」
這起事件之所以能夠逆轉，國際藝術社群的壓力扮演了關鍵角色。
韓國藝術家聯盟（Korean Artists Coalition）在8月發表的聲明中，直接以〈誰害怕「臺灣館」這個名字？〉為題，公開批評光州雙年展「無視藝術家標示自我國籍的權利」，更直言這種行為「發生在被稱為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令人深感不安」。
聲明中有一段話極具分量，幾乎可以直接作為整起事件的註腳：
「臺灣館案反映了國際藝術界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基於國籍、種族、性別、宗教或政治觀點的歧視，導致藝術作品被更改或移除、展覽與公開聲明被取消、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被消音。」
這句話的精準之處在於，它將「臺灣館」的個案提升到結構性問題的高度。這不是一個館被改名而已，而是整個國際藝術體系如何處理「政治敏感」標籤的集體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會方面在回應時表示，他們「從未干預也不會干預」NTMoFA館的策展、作品選擇與安裝方式，並強調「展覽純屬藝術合作」。但這個說法與事實明顯有落差——如果真是純藝術合作，為什麼需要更改名稱？為什麼要擋人進場？為什麼要縮減空間？藝術合作的「純粹性」，不該成為迴避政治責任的擋箭牌。
換個角度想，基金會的說法其實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矛盾：他們一方面說「不會干預展覽內容」，另一方面卻在參展單位的「名稱」上動手腳。但名稱本身難道不是展覽內容的一部分嗎？對任何一個藝術家來說，作品以誰的名義展出、在哪個國家的旗幟下陳列，從來就不是「行政程序」問題，而是創作主體性的核心。基金會想把名稱問題包裝成「行政標示」，恰恰證明他們不了解當代藝術最基本的價值——身份認同本身就是創作。
官方文件的「標示」不等於自我認同？基金會的邏輯矛盾
基金會的另一個論點，同樣經不起檢驗。他們主張「官方文件與宣傳品上的標示」，應該與「參展者自我認同的名稱」有所區分。白話文就是：你在裡面可以叫自己臺灣館，但我們對外不會這樣稱呼你。
這種「檯面下尊重、檯面上消音」的做法，實際上比直接拒絕更危險。如果名稱真的不重要，為什麼要堅持更改？如果自我認同值得尊重，為什麼不能反映在官方文件上？
更務實的問題是：展覽結束之後，所有官方紀錄、學術引用、媒體報導都會以「NTMoFA」而非「臺灣館」為準。這不只是當下的面子問題，而是涉及台灣當代藝術在國際檔案中的「可被搜尋性」與「可被引用性」。說穿了，這是把臺灣從國際藝術史的敘事中悄悄抹去。
根據文化部透露，基金會在最後關頭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請ACC開放原空間讓佈展繼續進行；二是如果進一步延誤，臺灣館可以考慮使用雙年展場館內的替代空間。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只是空間大小的問題，而是「按原訂計畫參展」與「被邊緣化處理」的根本區別。
截至昨日MBC報導，基金會最終選擇了讓步。但這個讓步來得有點遲，而且充滿算計——如果不是臺灣明確表達「不排除退出」，這件事情會不會就這樣被壓下去？
數據背後的啟示
回顧整起事件，有三個關鍵數據值得記住：1月12日（合約簽訂日期，明確記載臺灣館名稱）、6月（基金會片面更名的時間點，未經討論）、至少5天（臺灣館工作人員被禁止進入場館的天數）。這三個數字，勾勒出一個清晰的圖像：行政程序的漏洞如何被操作成政治表態的武器。
從結果來看，臺灣的強硬立場確實發揮了作用。但這件事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國際藝術場域中，臺灣的參展身份為什麼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爭取？每一次的「正名成功」，是不是恰恰說明了制度性保障的缺乏？
光州雙年展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最具聲望的當代藝術雙年展（1995年創立），這次的「臺灣館」事件不是個案，而是國際藝術體系中權力不對等的縮影。韓國藝術家聯盟說得對，這不是臺灣的問題，這是整個國際藝術界的問題——當藝術機構開始用行政程序來迴避政治敏感議題，最終受傷的會是藝術本身。
對臺灣來說，這次的經驗應該轉化為具體的策略：未來在參與任何國際展覽時，合約中關於名稱的條款必須更加明確，並且建立更迅速的爭端處理機制。對國際藝術社群來說，韓國藝術家聯盟已經示範了如何用在地的民主話語權來抵抗政治干預——光州作為「民主聖地」的歷史記憶，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
下一步，藝術歸藝術？
名稱問題暫時解決了，但9月5日開幕之後，真正的考驗才剛開始。
臺灣館的藝術家們在經歷了佈展延誤、空間縮水威脅、手機被要求檢查之後，是否還能以完整的創作狀態面對國際觀眾？光州雙年展基金會是否會在展覽期間再次「調整」某些標示？亞洲文化殿堂會不會在其他環節上「依法辦事」製造新的障礙？
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一件事：國際藝術社群是否願意持續關注這個展覽的後續發展。如果你關心臺灣在國際藝術場域的能見度，在社群媒體上追蹤「臺灣館」的相關報導、轉發藝術家的作品與訪談，就是最直接的實際行動。當足夠多的人盯著看，任何「微調」與「更動」的成本就會大幅提高。
藝術不該被政治綁架，但藝術也從來不在政治真空之中運作。認清這個現實，然後做好該做的事——這是從「臺灣館」事件中，我們所有人都該學到的一課。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光州雙年展臺灣館為什麼會被改名？
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在2026年6月未經討論與通知，片面將「臺灣館」名稱更改為「NTMoFA」（國立臺灣美術館英文縮寫），被視為對臺灣參展身份的政治性降級。
韓國媒體如何報導這次臺灣館正名事件？
根據韓國《MBC》8月25日報導，光州雙年展基金會是在臺灣表態若不恢復名稱將退出展覽後，才同意在展場與正式文件中使用「Taiwan」名稱。
臺灣館的佈展進度受到多大影響？
因ACC以未收到基金會文件為由拒絕人員進入，原訂8月18日開始的佈展至少延誤5天，且基金會曾提議將展覽遷至遠小於原場地的替代空間。
國際藝術社群對這次事件有什麼反應？
韓國藝術家聯盟在8月發表〈誰害怕「臺灣館」這個名字？〉聲明，批評光州雙年展無視藝術家自我認同的權利，並指出此案反映國際藝術界普遍存在的政治審查問題。
光州雙年展的官方立場是什麼？
基金會表示展覽是純粹藝術合作，強調未干預策展內容，但主張官方文件標示應與參展者自我認同區分，此說法被臺灣文化部與藝術界嚴正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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