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高於個人」的叩問：王婉諭重砲批民眾黨為柯文哲「仇恨動員」

<p>當政治獻金與京華城等案的爭議，讓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一審遭判17年，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於3月29日重砲抨擊民眾黨為其發動「<strong>仇恨動員</strong>」，直指政黨公器不應淪為個人工具，更非為特定個人官司與權力服務。她強調「<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才是第三勢力應有的政治文化，此番言論為台灣政治前景投下深遠變數，也引發各界對政黨本質的深思。</p>

<h2>表象：當司法判決遇上凱道集結</h2>
<p>2024年3月29日下午，一場引人注目的政治集結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演。民眾黨為了聲援其創黨主席柯文哲，針對他涉入京華城、政治獻金等案，一審遭判17年的結果，發起了「討公道」的活動。現場除了有多位民眾黨公職人員到場，更不乏超過20名國民黨立委現身力挺，這場集結不只聚焦於司法判決本身，更將矛頭指向總統賴清德，讓整起事件的政治張力瞬間拉高。</p>

<h2>真相：政黨公器，為誰服務？</h2>
<p>就在民眾黨於凱道集結的同一時間，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召開了黨員代表會議，她語重心長地指出，作為一個政黨，特別是背負社會期待的「<strong>第三勢力</strong>」，其真正的使命應該是「為廣大民眾討公道」，而非僅僅「為了一個人討公道」。王婉諭嚴厲批評，將政黨這項社會公器，轉作謀求個人利益與政治公關的私人工具，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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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婉諭直言：「政黨是社會的公器，因人設事、為特定人士修改規定，甚至發動仇恨動員來謀求其口中的『公道』，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政黨應該為了孩子、年輕世代以及所有父母去追求長遠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特定個人的官司與權力而服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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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政黨的真正使命為何？</strong>根據王婉諭的看法，政黨應為廣大民眾謀求長遠的公共利益，而非為特定個人的官司與權力服務，更不該淪為謀求私利的工具。這番話無疑是對當前政治生態的深刻提問。</p>

<h2>各方角力：第三勢力的自我檢視與路線宣示</h2>
<p>面對民眾黨的凱道動員，王婉諭不僅對外發聲，也向時代力量全黨上下宣示了三項不可退讓的原則與期許，試圖劃清與「<strong>仇恨政治</strong>」的界線，並確立「<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的政黨典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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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rong>制度不為個人量身訂做：</strong>政黨的制度絕不能為特定個人量身打造，尤其在面對重大爭議案件時，更不允許事後調整規則以迴避責任。</li>
<li><strong>拒絕仇恨動員：</strong>政黨絕不應帶領支持者進行仇恨動員，或針對特定個人與政黨發動惡意攻擊，因為仇恨政治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只會進一步撕裂台灣社會。</li>
<li><strong>領導者責任意識：</strong>政黨的黨職人員，特別是領導者與決策團隊，必須具備清楚的責任意識，絕不可推卸責任。</li>
</ul>
<p>這場內部宣示，不僅是對時代力量自身的期許，也間接對其他第三勢力喊話，呼籲回歸政黨服務公眾的本質。</p>

<h2>深層影響：仇恨政治的代價與新政治的呼喚</h2>
<p>王婉諭的憂慮不僅止於單一事件，她更深層地思考了「仇恨政治」對台灣社會可能造成的長遠影響。當政黨將精力耗費在惡意攻擊與撕裂社會上，真正的社會問題便難以獲得關注與解決。她強調，時代力量必須成為一個「<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將力氣花在改變而非仇恨」、且「<strong>責任永遠先於權力</strong>」的政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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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婉諭表示：「只有建立起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與檢驗標準，才能為那些對現狀傷心、對新政治失望的民眾，提供一個真正不一樣的選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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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樣的願景，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套更為健全的政治文化，來回應民眾對現狀的不滿與對新政治的渴望，避免政黨淪為個人權力鬥爭的工具，進而耗損社會的信任與能量。</p>

<h2>未解之問：台灣政治文化的下一步？</h2>
<p>從民眾黨的凱道集結到時代力量的原則宣示，這起事件無疑再次凸顯了台灣政治發展中的深層矛盾。當司法判決與政治動員交織，政黨的定位與責任究竟該如何界定？「制度高於個人」的理想，能否在現實的政治角力中真正落實？這些問題不僅是特定政黨的挑戰，更是台灣社會在民主深化進程中，必須共同面對的未解之問。台灣的政治文化，究竟將走向何方？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反思。</p>